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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，源於原始社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兒女與父母之間的親情。《說文》解釋「孝」字：「善事父母者，從老省，從子，子承老也。」兒女善於奉養父母，侍奉老人，是孝的本義。中國早在傳說中的堯帝、舜帝時代，孝就成為一種美好的品德，備受稱頌。
夏、商、周時期，奴隸主階級利用了孝，也改造了孝，賦予孝以宗法、禮法、道德行為準則的含義，形成孝道。「道」，即原則、規則、準則、法則的意思。春秋末期，聖人孔子和弟子曾參圍繞孝道，進行過一次對話，對話記錄、整理成書，便是《孝經》。《孝經》闡述孝道極端重要：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」明確指出：「人之行，莫大於孝。」確定了孝道的具體內容，以及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人等不同的孝道標準。
孔子和曾參另有一些關於孝道的論述，分別載於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中。《孝經》的出現是個標誌，標誌著中國特有的孝文化就此誕生。其後，思想家孟子、莊子、墨子，荀子、韓非子、呂不韋等紛紛闡述孝道的內涵與外延，孝文化進一步發展，異彩紛呈，日臻完善。西漢武帝獨尊儒術，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。儒學思想的核心是「仁愛」，而孝道正是仁愛的根基。
封建統治階級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，大力推崇、弘揚孝道，《孝經》因此成為儒學經典之一，孝道也因此成為中華民族兩大基本傳統道德行為準則之一。另一個基本傳統道德行為準則，是由孝衍生出的忠。一忠一孝，數千年來對於中華民族的心理塑造、道德培養、民族認同、民族團結、價值取向，乃至國家的統一、繁榮與強盛，發揮了並仍在發揮著無法估量的作用。
中國孝文化的發展，得力於廣大學者、文人的闡述。孔子說：「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經》。」從西漢到唐朝前期，學者、文人爭相研究、注釋《孝經》，僅注本就多達一百餘種。西漢孔安國、桓寬，東漢馬融、鄭玄等，皆為研究孝文化的大家。唐朝把道教當作「國教」，同時注重儒學的孝道，就連詩人白居易也發表了「忠、孝、智、勇四者，為臣為子之大寶」、「繼父志，揚祖德，此誠孝子順孫之道」的觀點。北宋文學家歐陽修、史學家司馬光，南宋哲學家程顥、程頤、張載等，都很推崇《孝經》。
理學大師朱熹八歲讀《孝經》，即知大義，寫下「若不如此，便不成人」八字，還附詩云：「自幼明倫理，千秋說晦庵（朱熹字晦庵）。試看標八字，那個可無慚。」後來，他潛心研究《孝經》，並改編《孝經》，撰成《孝經刊誤》一書，把《孝經》結構分為「經」一章，「傳」十四章，重新予以注釋，創立了新說。他的標新之舉，引起極大迴響，贊同者反對者蜂起，於是元朝吳澄《孝經定本》、董鼎《孝經大義》、朱申之《孝經句讀》，明朝江元祚《孝經匯注》、呂維祺《孝經翼》，清朝毛奇齡《孝經問》，魏源《孝經集傳敘》等著作，應運問世，孝文化呈現出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的局面，蔚為大觀。清朝學者阮元編定《十三經注疏》，《孝經》及其注疏入選其內。
中國孝文化的發展，還得力於歷代帝王的重視與標榜。《孝經》提出了「明王以孝治天下」的命題。帝王們據此大加發揮，作足了文章，不論德行、才學如何，都從「務本」的高度，重視《孝經》，倡行孝道，唯恐自己不屬「明王」之列。
西漢武帝時開始用「舉孝廉」的方式，選拔和任用官員。漢宣帝曾向皇子講授《孝經》。晉朝和南北朝時尤為熱鬧。西晉武帝，東晉穆帝，南朝宋武帝、文帝，梁武帝、簡文帝，陳文帝、宣帝、後主，北朝北魏宣武帝、孝明帝等，聽講、宣講《孝經》，或詔令太子宣講《孝經》。梁武帝設置《孝經》事務的專門官職《孝經》助教，組織宮員、學者集會討論《孝經》，編寫出了《孝經圖》、《大農孝經》、《正順孝經》等書，《孝經》之學一時成為「顯學」。東晉元帝的《孝經傳》、孝武帝的《孝經講義》，梁武帝的《孝經義疏》，北魏孝明帝的《孝經義記》，都是注釋《孝經》的注本。北魏孝文帝還命把《孝經》翻譯成鮮卑語，教化國民，稱《國語孝經》。隋文帝建國，接受大臣進言，「惟讀《孝經》一卷，足可立身治國」，命把《孝經》定為國子學的必修課。
靠弒父、淫母、殺兄而登上皇帝寶座的隋煬帝，也大言不慚地說：「孝悌有聞，人倫之本；德行敦厚，立身之基。」唐高祖建國，頒詔說：「民稟五常，仁義斯重；士有百行，孝敬為先。」唐太宗政聲顯赫，但仍親率大臣到國子學，聆聽孔穎達講授《孝經》。唐玄宗不僅注釋《孝經》，而且為之作序並書寫，刻成石碑，稱《石台孝經》。宋太宗亦步亦趨，書寫《孝經》，刻成石碑，還把御書的《孝經》賜給李至，說：「千文（《千字文》）無足取，若有資於教化，莫《孝經》若也。」南宋高宗也把御書的《孝經》賜給大臣，並刻於金石，頒行州學。
明太祖奪得天下，認為《孝經》是「大經大法，以垂萬世」，詔令各地薦舉孝悌、孝廉之士，送至京師，但嚴格禁止割股、臥冰等傷殘身體的偏激行為。明朝皇帝每年旌獎孝義家庭，幾成定例。
清朝定都北京後，文尊孔子，武尊關羽，尤重孝道。順治帝、康熙帝、雍正帝都注釋過《孝經》，注本分別稱《御注孝經》、《孝經衍義》、《御纂孝經集注》。雍正帝在其注本的序文中說：「夫《孝經》一書，詞簡義暢，可不煩注解而自明。誠使內外臣庶，父以教其子，師以教其徒，口諷其文，心知其理，身踐其事。為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，揚名顯親；為庶人者能謹身節用，竭力致養；家庭務敦於本行，閭裡胥向於淳風。如此則親遜成化，和氣薰揚，躋比戶可封之俗，是朕之厚望也。」他還把《孝經》翻譯成滿文，譯本稱《欽定譯孝經》。帝王的重視與標榜，使孝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獲得了源源不竭的動力，因而欣欣向榮，長盛不衰，理所當然。
中國孝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在孝文化的教化、感染、薰陶下，湧現出的孝子（含孝女、孝婦）不計其數。孝子的孝行，具有感恩報恩、博愛兼愛、尊老敬老、真善大善的鮮明特徵，體現良知，體現美德，體現人格魅力，體現社會風氣，高尚純潔，皎如日月，閃耀著真、善、美、愛的燦爛光芒。就道德行為而言，各個時代的孝子，無疑也是那個時代的人傑，堪為所有人的表率、楷模與典範。正因為如此，歷朝歷代的典籍，都很注重記載孝子的事蹟，為之立傳和揚名。
早在《尚書》中，就記載有虞舜盡孝的事蹟。《禮記》、《東漢觀記》中，孝子盡孝的事蹟更多。南朝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「德行」篇，主要記載孝子的孝行；蕭廣濟《孝子傳》，則是記載孝子孝行的專著。《後漢書》開啟了正史集中記載孝子的先河。該書《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》，集中記載了包括蔡順、江革等在內的十多個孝子。其後的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書》、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，皆設《孝義》或《孝友》、《孝行》卷，分記各朝孝子。唐朝徐堅《初學記‧人部‧孝》，引述古籍，提到了先秦、兩漢、魏晉南北朝的許多知名孝子。
元朝，蒙古族統治中國，一方面實行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，一方面又推行「漢法」。漢族文人郭居敬出於儒學正統思想，從歷史上成千上萬的孝子中，精心挑選二十四人，集成《二十四孝》一書，「用訓童蒙」。該書的內容和形式均具特色。從內容看，人物很有代表性，有帝王，有賢人，有官員士子，有庶民百姓，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孝行典型，故事生動，可為各類人等提供盡孝的榜樣；從形式看，文字簡約，每篇只有三、五十字，最長者不過百字，篇末概括一首五言詩，通俗易懂，便於記憶。此書一出，廣泛流傳，「二十四孝」因此成為孝子孝行的一個標誌性符號，家喻戶曉，人人皆知。
明朝太史焦竑編的《國朝獻徵錄》，專記明朝孝子五六十人。清朝學者李之素撰的《孝經外傳》，上起虞舜，下迄不知姓名的常州婦，有選擇地記載了歷朝孝子，算得上是「集大成」之作。
受到孝文化的鼓舞與激勵，本人曾以郭居敬《二十四孝》為素材，加以擴展與演繹，編寫成《二十四孝故事》一書。。今年夏、秋之際，我在《二十四孝》基礎上，再編寫一本關於古代孝道故事的通俗讀物，於是便有了這本《新編四十八孝故事》。
張雲風
江蘇射陽人。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。學者，作家。
在出版有：文史專著《中國著名山水詩評注辭典》、《俗語趣話》、《中國帝王事略》、《中國宰相事略》、《中國將帥事略》、《中國后妃事略》、《中國外戚事略》、《中國宦官事略》、《中國帝王軼事》、《中國后妃大觀》、《帝王兒女大觀》、《歷代名人與西安》、《輝煌熱土話西安》；長篇歷史小說《秦宮花后—趙姣娥》、《漢宮梟后—呂娥姁》、《漢宮豔后—衛子夫》、《晉宮妖后—賈南風》、《漢武大帝》、《唐明皇》、《赤壁之戰》、《西施》、《王昭君》、《貂蟬》、《楊貴妃》；歷史故事集《二十四孝》、《諸子百家故事大觀》（部分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