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厄運之地 : 給崩世代的建言 / 東尼.賈德(Tony Judt)著 ; 區立遠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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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厄運之地,
錢財在那兒高高堆起,人們卻衰敗凋零。」
這首詩,描寫的不就是當下的世界?

我們是如何走到這般困境的?我們又該如何走出去?
《戰後歐洲六十年》作者東尼•賈德,從歷史裡找尋未來的答案

當下年輕人面對的世界
這一代的年輕人面對的是比過去更嚴酷的世界。畢業即失業,不然就是得遷就低到谷底的薪資,才能獲得僅可糊口的工作,甚至別無選擇,只能勉強接受非典型就業形態;想買房,房價貴得嚇人;想貸款,有錢人能得到的貸款額度竟然比底層人民還高;機會變少,挫折變多。富者越富,窮者恆窮;錢財如潮水流過,卻集中在少數人手裡。

追究這人類社會發展的失序現象,作者說,這不是年輕人不夠努力的問題,是我們的世界在某個時間點丕變了。在這個劇變的世界裡,敵人不明確,不知道要跟誰討公道;一切回歸市場競爭法則,一失足就落入深淵,沒有依靠之岸。

歷史教我們的事
這番局面,我們人類其實在十九世紀末便曾面臨過;當時帝國主義正盛、工業化帶給都市工人貧富不均慘況,許多人類心智為此一困境絞盡腦汁,推陳出各式各樣應對之策。二次大戰後,人類曾經以社會安定為政治目的,政府在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大幅提升,那是人類生活發展的黃金期:貧富差距小、社會較穩定,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也比較深厚。

直到一九八○年代,新自由主義以真理之姿席捲世界、滲透社會福利國家。讓看不見的市場力量主導一切,社會運作以效率為師,資本以全球尺度到處流竄,犧牲的是社會正義,拋棄的是社會安全網。金錢的重要性超越價值選擇,成為推動政策方向的引擎,私有化優於公部門變成一種迷思。

困惑者指南
二○○八年金融危機是這波困境的高潮,「社會共同體」變成碎片。在無力感充斥的後金融危機世界,作者提出他的「困惑者指南」,那就是重新思考「共同體」的意義,透過政治重建人類相互依賴的公共生活。

首先,作者主張,當代知識分子不該只對容易做出抉擇的倫理議題發表意見,而是應該掌握公共政策的精確細節與本質,不該把治理的問題留給政策專家與「智庫」,例如:數學化的經濟問題看似晦澀,但其實是被專家的態勢過分威嚇了。又例如:我們應該從非常實際與技術細節的角度討論:我們還能負擔得起全民退休金計劃、失業補貼、文藝贊助、低學費的高等教育嗎?還是這些福利與服務的耗費已經超過可以承擔的程度?

其二,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關心「分配」問題,我們應投注精力消解貧富不均。「比起把玉米的價格壓低到窮人能買得起的範圍,還不如讓窮人有錢到能買得起玉米。」作者認為,從經濟學角度來說,貧富差距越大的社會,運作起來越沒效率。

歷史經驗告訴我們,為了共同目的而一起行動,可以帶給個人巨大的滿足感。如果我們一直忽視社會的不均狀態,很快就會喪失對同胞之愛的感受力;而同胞之愛,儘管作為一個政治目標時無比的愚蠢,卻是政治本身存在的必要條件。在各種不均的社會裡,嫉妒與怨恨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;然而在較平等的條件下,這些負面影響可以得到顯著的緩解,平等主義的國家其監獄人口較少就是一個例證。

作者提供非常多關於如何重新思考「共同體」的線索,那些新創的語言將反轉我們思考公共事務的方式,可做為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指南,深化台灣各處社會運動的努力,不論是反貧窮、反核、1985聯盟、反媒體壟斷、反迫遷(關心居住正義)、農村再生。對於一般公民來說,奪回監督政府的權力,強化公部門的正義施行,都可以在這本書找到啓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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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尼.賈德 Tony Judt,1948~2010

1948年生於倫敦,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,在劍橋、牛津、伯克萊、紐約大學執過教鞭。2008年被診斷為「運動神經元疾病」(俗稱漸凍人),2010年病逝於紐約。在紐約大學任職時,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。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,專門研究歐洲事務。

他常為《紐約時報書評》、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》、《新共和》雜誌、《紐約時報》撰文。其名著《戰後歐洲六十年》名列《紐約時報書評》2005年十大好書,並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.羅斯圖書獎(Arthur Ross Book Award),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,和撒繆爾.強森獎決選名單(Samuel Johnson Prizes)。2007年,獲頒漢娜.鄂蘭獎,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(Orwell Prize)的終身成就特別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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