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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的開端，來自馬背上的草原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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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顛覆世界史，起源於契丹打造的新國家型態；
耶律阿保機開創新時代的野望，更甚忽必烈維繫龐大帝國的挑戰！
〈專文導讀〉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 蔡偉傑
以遊牧民族為主角的蒙古帝國，顛覆了西歐文明本位的全球史。研究草原民族和蒙古史的第一人──杉山正明，解讀十數種語言的史料，並以現場考察的第一手資料，重構遼、西夏、金、元的草原征服者實像。
◎蒙古打造後無來者、橫跨歐亞的世界帝國，
遊牧民族卻在中國史書上被視為低下的胡夷蠻族。
‧范揚節度使安祿山自幽州起兵後，這個原本邊境的城市跨越華夷的界線，成為大遼國的副都南京、女真金帝國的首都「中都」，蒙古世界帝國的首都「大都」，最後成為我們都熟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：北京。
‧元朝（蒙古帝國）官方撰寫的《遼史》，在許多方面都「點到為止」，並不完整，而其他有關契丹的記述，都是由敵對的北宋一方所撰寫；主導十至十二世紀東亞的大國──遼（契丹），在文化上的成就很可能遠超越同時期的北宋。
‧蒙古帝國結合中華行政體系、草原軍事力量和穆斯林商業力，打破歐亞大陸的國境，打通海陸雙邊的文化與貿易交流，成為真正的世界帝國，不僅四大發明傳至西方，更將紙幣的使用、銀本位經濟體系、產業型社會、自由通商和資本主義等，也一起「世界化」了。
◎草原民族在東亞崛起，才是蒙古帝國顛覆世界史的起點。
唐朝初期曾一度有世界帝國的雛形，但很快就演變成依各自軍勢力形成的數個跨種族兵團。這個類似戰國時代的局勢中，擅長弓馬、行動快速並以團隊出擊的馬上軍事集團，便成了主宰歐亞史走向的關鍵，以中華地區來說，趁勢崛起的便是契丹和沙陀。
◎遼（契丹）開始嘗試的新國家型態，由蒙古帝國實現。
契丹帝國以草原為國家中心，國家成員包含各個種族，以遊牧部族的聯合為基本，結合了畜牧、農耕和都市，是一個統合草原（軍事）與中華（行政）的新國家型態。
然而，契丹最終並未完全統治整個中華，之後，包含西夏和大金，都是以「部族聯合體」和「草原與中華混合」的方式，嘗試打造新國家型態的遊牧民族。特別要提到金（女真），不僅國家規模幅員遼闊，人口數也超過北宋最盛時期。看似從契丹開始的遊牧民族新國家型態，即將在大金國實現。
但金國缺乏整合另外兩個國家的能力（南宋與西夏），只能將這個經驗移交給下一代──蒙古。
◎想理解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互動與碰撞，關鍵就在「遊牧民族」。
西元八世紀起，從安史之亂到明初，遊牧民族的權力更迭，不僅打破中華框架，更引起歐亞大陸東西兩邊的巨大變動。
（1）安史之亂後，遊牧國家回鶻成為唐朝的「庇護者」，更一度稱霸亞洲東方。但接連的天災導致回鶻迅速瓦解，讓在東方的契丹趁機興起，沙陀族也在華北建立軍事政權，也就是「五代」；在西方，由於回鶻解體，原有的部落成員（突厥）開始往西遷徙，也開啟了鄂圖曼帝國約九百年的「突厥‧伊斯蘭時代」。
（2）西元十世紀前半，日本的平將門舉兵自立為王，他舉幾年前耶律阿保機滅渤海國、並將之改名為「東丹國」的例子，說明自己「憑藉實力奪權」的合理性。
◎唐宋與遊牧民族的關係，絕非「君臣」，而是地位平等的友邦。
（1）從中華史觀來看，唐朝國祚近三百年，且初期的確勢力曾一度橫跨歐亞，因此有唐朝是「世界帝國」的錯覺。但從玄宗以後，有各種碑文和國書明白顯示，唐與突厥、回鶻、黠戛斯等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對等，而非君臣。
（2）史書中被描寫為欺人太甚的「澶淵之盟」，事實上是讓北宋和遼國（契丹）相安無事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協定，這種國家與國家間和平共存的模式，也成為後來西夏與北宋，以及後來金、南宋、西夏等國維持和平的方式。
以蒙古帝國為中心，可以發現當時在東亞大陸上的遊牧民族確實地改變了世界的方向。元帝國繼承耶律阿保機結合草原與中華、打造新國家的野望，由多種族、多地區構成的複合型國家，讓整個世界的潮流從內陸走向海洋、從軍事力量改為經濟力量，從生產到流通有無，從宗教邁向理性等等改變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，神學性的精神思想，轉變為合理的思辨，以及藉由資本主義產生尊重實利的觀念等等。
若非蒙古帝國將這些文化與制度交流「世界化」的結果，歐洲的發展與變化，是否還會如今日一般？
【本書特色】
‧內容完整：本書不僅探究蒙古帝國的起源與成就，更追溯至開始建構草原中華國家型態的契丹、西夏與金，完整了解遊牧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。
‧全新重譯：〈中國‧歷史的長河〉繁體中文版，除完整出版講談社原書系的全十二冊外，每一本皆為臺灣譯者全文重新翻譯。
‧專文導讀：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的專文導讀，讓讀者快速了解本書脈絡方向，並詳列遼、西夏、金和元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延伸閱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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杉山正明
一九五二年生於日本靜岡縣。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，歷經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理、京都女子大學專任講師、助教授、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，二○一七年退休，目前是該系名譽教授。
主要研究領域為蒙古時代史，從中歐亞的遊牧民族視角描繪出嶄新的世界觀，獲得很高的評價。一九九五年以《忽必烈的挑戰》（クビライの挑戦）一書獲得Suntory學藝賞、二○○三年獲得司馬遼太郎賞、二○○六年獲頒紫綬褒章（日本政府頒發給「學術藝術領域的發明、改良、創作上有顯著貢獻」者）、二○○七年以《蒙古帝國及大元兀魯斯》（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）獲頒日本學士院賞。
著作有《遊牧民的世界史》、《顛覆世界史的蒙古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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