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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歷史家都應該是政論家 ∕李筱峰 二十年前，有一本名叫《新生代》的雜誌，選出「十大新生代政論家」，我僥倖被選列其中；後來，我進入大學教授歷史課程，也發表過一些台灣歷史的論文，結果就開始被稱為「歷史學者」。有學生問我，到底我是政論家，還是歷史學者？在政論家與歷史學者之間，我喜歡哪一個？ 我野心勃勃地回答：「我喜歡當政論家，也喜歡做歷史學者；每一個歷史學者，都應該是政論家。」 對我而言，從事政論寫作，與從事歷史研究，方法容有不同，但動機與心情，應無二致。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，不是為了過去，而是為了將來，過去與將來的銜接處，就是現在，如果不是對現在產生關心，就不可能檢討過去，期待將來。因此，歷史學者必須和政論家一樣，他的注意力最後都落實到現狀來。如果一個人只關心過去的事情，對過去的事講得頭頭是道，卻對現狀毫無興趣、一無所知，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。誠如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（Ｂ．Ｃｒｏｃｅ）所說的：「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，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事實。」 我常對學生說，「看過去的歷史，要有現代感；看當前的時事，要有歷史感。」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容我以湯恩比的心路歷程來解釋： 英國史家湯恩比（Ａ．Ｊ．Ｔｏｙｎｂｅｅ，１８８９－１９７５），年輕時候對於當代的國際現勢並不十分關心，就讀牛津大學時，發生了奧地利併吞波士尼亞的巴爾幹糾紛，當時他雖然知道有這件事，但並無多大興趣，也不十分瞭解。後來，１９１１年，湯恩比以雅典考古學校研究生的資格赴希臘，他在希臘停留約一年，聽到人們正興奮地談論著當時的巴爾幹局勢，談論著英國外相格雷的外交政策，才使他漸漸感覺到「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」，漸漸意識到「政治是歷史的現在時態」，才開始「對於現在情勢與歷史之流同樣關心」「這兩者不是毫無關係，而是緊密相聯的」。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給湯恩比的歷史觀一個很大的啟示。他說：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，我立刻發覺，我們所經驗的，正和陀西陀得在古希臘內亂開始時身處的歷史非常相像。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，與給陀西陀得靈感而使他寫出不朽著作的伯羅奔尼撒戰爭，一樣都是歷史性的危機。這種危機的顯現，使得湯恩比不僅注意古代歷史的研究，也使得他投注到現實的世界中。 我喜歡在「歷史」與「現實」之間神馳往來，雖不敢自詡能夠「通古今之變」，但往往會試著以自己的「歷史感」去感受當今正在發生的時事將可能在以後的歷史上佔著何等地位。因此，對於歷史的關心，與對現實的關心，幾乎等量齊觀。這促使我不僅從事歷史研究，也從事政論寫作。 這本書，選錄了近兩三年來我發表在報章雜誌上面的政論文章。這兩三年之間（正是從廿世紀末跨入廿一世紀初的跨世紀之際），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，不僅台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黨輪替，也反映了民主化之後台灣內部的諸多問題與癥結。其中特別是台灣的國家定位、台灣人民分歧複雜的身份認同等等問題，都在此時糾結盤纏，一一凸現。台灣今後能不能脫胎換骨，此一時刻是關鍵的轉捩點，我們真如湯恩比所說的「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」。因此，我將這兩三年來對台灣時政及人物的評論文章收集成帙，不僅希望能為歷史留下一些見證，同時也是身為歷史研究者，神馳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一些記錄與實驗。我認為，論述時政，臧否時人，若不透過歷史的縱深來觀察，將是平面而不實的。我希望透過這些時論，不僅看到過去，也能期待未來。這是身為歷史研究者應盡的一點義務。 躲在象牙塔研究室裡的「純史學家」，可能會笑我不務正業。我要告訴他們，歷史學是絕對實用的，當群魔亂舞、政客橫行之際，普通的歷史常識已經足夠讓我們分辨是非、口誅群魔、筆伐政客了，更何況你們擁有豐富的史學內涵，何忍還躲在研究室裡，不敢對時局哼唉半聲，徒浪費那滿腹經綸呢？比起年鑑學派的歷史學者布洛克（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，１８８６－１９４４），參加過兩次大戰，參與巴黎的解放運動，最後遭蓋世太保槍斃，卻仍九死其猶未悔，他的「行動史學」我還大嘆不如哩！
李筱峰１９５２年生，台灣台南麻豆人。曾任《八十年代》、《亞洲人》雜誌主編、報社記者、主筆。目前專任世新大學教授；兼任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、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、北社副社長。 主要著作有《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》、《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》、《進出歷史》、《台灣革命僧林秋梧》、《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》、《台灣歷史閱覽》、《台灣，我的選擇！》、《統獨十四辯》、《林茂生、陳祈和他們的年代》、《台灣史１００件大事》（上）（下），以及其他政論文集數十冊。